俄美《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2月5日到期，这是俄美《中导条约》2019年失效后两国间唯一的军控条约。据美媒5日报道，美国和俄罗斯正就继续遵守《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进行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在双方谈判拉锯阶段，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日对媒体表示，俄方对《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到期表示遗憾。他还说，在战略稳定问题上，俄罗斯首先将一如既往地遵循自己的国家利益。此前，俄罗斯外交部网站4日发布声明说，俄方认为《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缔约方，即俄美双方不再受该条约包括核心条款在内的任何义务或对等声明约束，并原则上“可自由选择后续行动”。
在国际局势动荡加剧、地缘冲突外溢扩散的当下，军控问题，从来不只是两国之间的技术议题，而是关乎全球核风险能否被关进制度笼子的关键问题。闸门松了，外溢的是人类不可承受的安全代价。
规则仍是管控危机的最大公约数
回望俄美军控条约演进的脉络，可以窥见其本身并非“互相信任”的战略叙事，而是对极端不信任的规则化约束。上世纪冷战期间的美苏核竞赛阶段，双方一度寄望于数量扩张与技术突破带来安全，却迅速陷入典型的安全困境，任何一方的增强都被另一方解读为威胁，从而诱发新一轮加码。正是在这种相互推高风险与成本的结构中，军控谈判成为理性选择。《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开启了上限思维与核查逻辑，《反弹道导弹条约》则以一种反直觉方式巩固威慑稳定，抑制“可打可赢”的幻想，避免追逐先发优势进而触发更猛烈的进攻扩张。美俄（苏）之所以能在对抗中划出红线、避免滑向失控，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条约把“能部署多少、如何通报、怎样核查”写进了军控规则里。条约真正的分量，不在口头承诺，而在于让各方不必靠猜疑作决策，不必靠最坏意图做预案。
军控体系的死亡不是自然老化，而是人为破坏与政治对抗的持续侵蚀。一些国家热衷于“退群毁约”、搞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把条约当成工具、把规则当成筹码，一旦觉得“不合算”，就以所谓“国家利益”为名抽身离场。原本用来稳定预期的规则被掏空，原本用来降低风险的机制被搁置，原本可以通过核查解决的疑虑转而被舆论战放大，战略互疑在真空中膨胀。军控从“减压阀”变成“对抗叙事”的牺牲品，最终受害的并不只是某一方，而是整个国际安全环境。在这一变量大于常量的大国博弈环境中，再讨论国际法与条约规则的效力，就不能只停留在抽象的“要不要守约”，而要直面更为尖锐的问题：当“丛林法则”被一些人奉为圭臬，谁来为规则兜底？
国际规则之所以能约束强者，不是因为规则本身有约束，而是因为规则背后有公认的正当性、预期的互惠，以及违约的成本。当丛林法则抬头，这三者都会遭到侵蚀。长此以往，条约就会从“硬约束”退化为“软装饰”，国际社会对规则的信心就会被不断透支。
但也必须看到，国际法与条约规则并没有失去意义。恰恰是在冲突频发、风险上升的当下，规则仍然是各方划界止损、管控危机的最大公约数。军控条约尤其如此，核风险一旦突破阈值，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独善其身。越是在对抗尖锐时，越需要用规则把危险压在可控范围内。把条约当作“可以随时撕掉的纸”，表面上是逞强，实质上是把全人类推向更高烈度的安全赌博。
军控需要在对抗中寻找底线约束
近十余年俄美军控的加速坍塌，表面源于条约争议与互不信任，深层则是技术与战略形态的同步变化。高超声速导弹与精确常规打击压缩决策时间，网络能力与核指挥控制系统的结合放大误判风险，外空、电子与信息领域的对抗外溢到核领域，传统军控所依赖的清点对象、核查规则、对等原则的三角结构被持续改变。当对等被政治化为“抵消对手优势”的零和命题，条约便从共同保险转化为相互指控；当核查被视为暴露脆弱性的通道，透明度反而被重新贴上风险标签。事实上，军控失效并不意味着风险消失，反而是风险以丛林法则的方式回归。
丛林法则真的取代了国际法吗？在军控领域，两者是“并存且分层”的，国际法与条约并不是一堵墙，更像一套由硬核与软核组成的结构。硬核是那些把成本写得很清楚、核查做得很具体、退出也要付出信誉代价的制度；而软核是宣示性、原则性更强但执行依赖于政治意愿的规范。今天被冲击最严重的是安全领域的软核与部分硬核，未来，仍有一些条约机制在现实中持续对单边主义、强权政治构成约束，虽然这种约束越来越呈现“功能性”而非“道德性”。例如，《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及其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体系，依然是核秩序的主梁；再如《禁止化学武器公约》通过禁止、申报、核查与销毁机制，把大规模杀伤手段的合法性压到极低；又如联合国安理会第1540号决议所形成的防扩散义务网络，把防止非国家行为体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变成各国“必须做”的合规事项，哪怕大国博弈再激烈，这一红线也很少有人公开挑战。这也给俄美军控的出路提供了一个更现实的方向，与其期待宏大的互信叙事回归，不如把军控“工程化”、把条约“模块化”。把最容易形成共识的风险点先装进核查的框架，例如核指挥控制系统的危机沟通、意外接触规则、核演习透明度、核武库数据交换的最低频次、对关键核设施的网络攻击红线、太空目标识别与危险接近通报等。把“全面、一次到位”的大条约，拆解成多个小协议，以减少政治波动对整体架构的冲击。军控需要的不是战略口号，而是能在对抗中照样运行的程序。
当下，国际法与条约规则的效力更多体现为一种底线约束，它可能阻止不了所有单边行动，但仍能提高违约成本、延缓冲突升级，并为未来重建秩序保留基础规则。若俄美军控还能重新启动，其意义不仅在于俄美两国重回规则约束，更在一个越来越容易失控的世界里，哪怕只把最危险的那扇门再关紧一厘米，也是对全球安全的增量。
（作者系上海社科院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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